父母与青少年的不同感知世界

任何经历过与他人–家庭成员、朋友、同事等–发生冲突的人都可能感到过一些挫败感,因为他们两人对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以及什么是适当和可接受的行为看法不一致。这可能包括一个人要求另一个人改变行为,另一个人真诚地努力满足他的要求,但提出要求的人要么说他们没有看到任何改变,要么说新的行为不能令人满意。

 

虽然父母和青少年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但当两个人对自己和对方的行为有不同看法时,就会出现常见的令人沮丧的挑战。例如,父母可能会要求青少年多帮忙做家务,包括打扫青少年的卧室,而在青少年努力做到这一点后,父母可能会抱怨青少年做得不够好,而青少年则可能会认为父母忽略了青少年明显的积极行动。

 

反过来,青少年可能会要求家长以更加尊重的方式与他们交谈,肯定青少年所做的积极的事情,而不是只关注问题。如果父母认真对待青少年的要求,不遗余力地夸奖青少年在学校取得了好成绩,青少年可能会把父母的努力贬低到最低程度,抱怨父母对他们没有什么好话可说。研究家庭互动的研究人员发现,父母和青少年对彼此行为看法的这种差异非常普遍,而且令人苦恼(如 Van Heel 等人,2019 年),因此 Stattin 等人(2021 年)得出结论,父母和青少年往往生活在 “不同的感知世界 “中。

 

造成这种感知差异的因素有很多。首先,虽然青少年的正常认知发展使他们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但与移情能力有限的年幼儿童相比,他们往往比父母更注重当下。因此,父母可能会试图激励青少年多花时间做作业,少花时间与朋友上网,认为良好的作业习惯会带来更好的教育和职业机会。然而,青少年可能更注重保持良好的同伴关系,而不是想象未来模棱两可的生活状况。

 

其次,青少年可能会从青年文化中形成与父母不同的价值观和兴趣,并认为父母的指导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经历无关。这种情况在移民家庭中尤为明显,在这样的家庭中,父母要在不同于其原生文化的文化背景下抚养子女,还要应对歧视等各种压力,而青少年则要努力融入新家园中的同龄人(Choque et al.,2024)。

 

第三,许多家长和青少年的沟通能力和解决冲突的技巧有限,导致在出现涉及同龄人关系、家务、学校作业、音乐和服装品味等问题时,双方的互动令人沮丧。父母和青少年往往不能以感同身受的方式倾听对方的想法和情绪,而是采取两极分化的立场,缺乏尊重和关爱。所有这些导致父母和青少年生活在不同认知世界中的因素,通常都会在家庭治疗和亲子教育项目中得到解决,一些陷入困境的家庭能够获得这些项目。

然而,除非育儿和家庭治疗计划直接承认认知差距的存在,并帮助所有家庭成员理解和同情他们之间的差异,否则无法保证这些计划能够弥合认知差距。我和同事最近完成的一项研究(Choque et al. 该研究考察了拉丁裔移民父母参加亲职教育和技能项目对他们养育青春期子女行为的影响。这项名为 “Padres Informados Jóvenes Preparados”(Padres)的计划是通过与当地利益相关者(包括家长咨询委员会)的广泛合作,针对拉丁裔移民家庭的文化特点而制定的。

Padres 计划的内容包括:(a)提高家长对青少年发展以及移民青少年和家长所面临的文化适应挑战的认识和技能;(b)增强家长对青少年经历的同理心,以及对其子女的接纳;(c)改善家长与青少年之间的沟通和家长的管教方法;以及(d)提高青少年自身避免问题行为(如药物滥用)的技能。

 

我们的研究重点是家长和青少年分别对家长接纳青少年的程度(如说话的声音温暖、友好)、一致的管教方法以及向青少年了解其经历和感受的情况进行评分。我们分别在家长参加计划前、四个月计划结束后以及六个月的跟踪调查中收集了家长的评分。

 

我们的研究结果的主要方面是,在治疗过程中,父母在接受程度、一贯的管教方式和征求意见方面都有所改善,而青少年只在父母的征求意见行为方面有所改善。项目期间发生的变化在后续阶段得以保持。因此,该计划是否有效不能仅从父母的角度来评估。

 

家长对积极变化的更多感知可能是由于他们的 “局内人 “视角(他们意识到自己打算变得更加关注孩子的需求),而青少年则是 “局外人”,他们只观察家长的行为。同样,家长们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如询问孩子的经历)在多大程度上被青少年认为是关心,而不是盘问。

 

此外,家长可能会对自己所做的任何改变给予更多的肯定,而青少年则可能会怀疑家长的行为是否真实,而不是 “为项目领导做秀”,是否会在项目结束后持续下去。反过来,父母也可能会对青少年为证明他们在减少自由限制方面的努力值得信赖而做出的努力持怀疑态度。对改变的信任往往需要时间来培养。

 

对于家庭治疗师和亲职教育项目的领导者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引导家长和青少年避免在对彼此的行为、动机等看法存在差异时自然而然地倾向于防御。当治疗师鼓励家庭成员对彼此的努力表示同情时,家庭成员可能会这样想,或者明确地回应治疗师:”你说得倒容易,但你还没经历过承诺被打破的生活呢”。治疗师越是能够对个人过去的失望和痛苦表示同情,同时鼓励其他家庭成员有机会发展新的模式,效果就越好。建立新的家庭模式需要一定的冒险精神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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