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场所正念培训的终结?

牛津大学幸福研究中心教授威廉-弗莱明(WilliamJ.Fleming)最近发表了一篇综述,研究了个人层面的幸福干预对233家组织的46000多名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在主观幸福感(个人对自身状况的自我评价)方面,参加这些课程的人与继续采用自己的应对方式的人相比,似乎没有什么影响。从表面上看,这些发现并不让我感到惊讶。我们早就知道,如果只通过改变个人的干预措施来提高抗逆力,那么这些改变的可持续性极差。

 

不过,弗莱明的研究应该为组织顾问敲响警钟。要求人们改变自己,而不是改变周围的工作环境,这种策略不仅会浪费资源,还可能激怒员工,让他们觉得应对有毒的工作环境和不切实际的要求的所有责任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

工作场所减压有更好的方法。

注重提高员工的坚韧性(如勇气、正念、个人归因风格),同时改变他们的环境,可以产生减少压力和提高参与度的变化。例如,弗莱明的论文确实提供了一个好消息。他指出,如果工作场所为员工提供了志愿服务和分享技能的机会,尤其是在社区中,那么员工的心理健康状况会更好。弗莱明写道:”增强社会资源,而不是心理技能,可能对改善工人的福祉更有效”。

 

如果我们更系统地思考一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花在志愿服务上的时间改变了我们对自己的看法,突出了我们的技能,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强大的身份–一个为他人福祉做出贡献的人。志愿服务还为我们提供了与同事交往的机会,打破了社会隔离,挑战了竞争规范。它还能提高我们的自我效能感、自尊以及其他积极情绪,因为这是为社区做出贡献的结果。

 

当然,在为正念培训辩护时,我与拉克尔-阿尔霍纳(RaquelArjona)博士最近在《国际应用积极心理学杂志》(InternationalJournalofAppliedPositivePsychology)上发表的研究发现,正念等以个人为中心的干预措施可能对那些心理困扰风险最高的人最有效,但对那些拥有更多资源、面临更少压力的人却作用甚微。换句话说,尽管工作场所和学校的干预措施普遍侧重于个人改变,但除非我们:(1)帮助那些面临最困难环境的人,(2)将这些个人干预措施与改变人们周围的社会和物理环境相结合,否则这一切可能都是对精力和金钱的巨大浪费。

这意味着雇主必须花更多的时间考虑工作场所的安全、员工在工作场所的共同使命感和归属感、工作场所是否为员工提供了发挥各种技能的机会和做出真正贡献的途径,以及员工的身心是否安全。这些工作场所举措结合在一起,很可能会打造出一支功能更强、参与度更高的员工队伍。尤其是当人们获得足够的报酬和足够的灵活性,以应对工作场所以外的生活障碍时,情况更是如此。

 

归根结底,就是要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让人们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坦率地说,再多的冥想或瑜伽也无法改变一个有毒的工作场所,也无法改变人们在那里工作的压力体验。